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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8日晚上，娄底公安微博通报称，一起被指“拐卖人口”案件经调查其实是村民误会。
通报称，当事人余某（男，重庆人）、张某花（女，重庆人），2人在涟源经营被服生意，事发当时正开车途径扶珂村路段，发现前方一名小孩影响车辆通行，张某花下车抱起小孩等待车辆通过时，被一村民看见并误解为拐卖人口，迅速引发村民围攻。
其实类似的事情近期并不罕见，除了此次谣传，仅本月警方辟谣的“抢小孩”谣言就有11起之多：
6月27日，江西吉州公安辟谣一起“抢小孩传言”，实际情况为“吉州区某中学初二学生为抢手机玩网络游戏而将一名女生按倒抢其手机。”
6月22日，浙江柯城警方辟谣一“抢小孩”传言，实际情况是一对夫妻因为吵架争抢自己的孩子。
6月20日，河南汝州警方辟谣“面包车抢小孩”传言，汝州警方未接到过有人开面包车抢孩子的报警，也未接到过有学生失踪的报警，确认该帖系谣言。
6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辟谣一“抢小孩”谣言，称该警情系误报，并没有抢小孩的事情发生。
6月11日，广州警方辟谣一起“某运动城抢小孩”传言，实际情况是一名精神病人试图将一对逛街的母女抱走，结果被围观群众制服。经医生诊断该人患有被害妄想等精神障碍。
同样是6月11日，广西岑溪警方辟谣一“游乐场抢小孩”谣言，称为一老人错将他人孩子人称自己孩子导致误会。
6月8日，山东临沂警方辟谣“沂水高桥幼儿园有人抢小孩”谣言，称是驾车到沂水高桥镇小学推销书籍的两人被误当成人贩子。
同样是6月8日，四川达州警方辟谣一“当街抢小孩”事件，实际情况是一女子因家庭思子心切患上了精神疾病，故做出了过激行为。
6月6日，安徽省涡阳警方辟谣一“抢小孩”警情，实际情况是夫妻俩闹离婚。
6月5日，湖北襄阳警方辟谣“千人团伙来襄阳偷抢7岁以上小孩并摘取器官”谣言，类似的谣言版本在全国多个地方也同样“发生过”，只不过被修改了地名。这个谣言在上个月还是“100人”版本。
6月4日，广西龙胜警方辟谣一“抢小孩”谣言，称是一男子想躲雨挤到一个小孩的伞下，该男子事后主动找到警方说明情况。
从这些谣言的源头看，有一部分是因为类似娄底这回的“陌生人误会”所致，有一部分所谓人贩子其实是精神病人，有一部分是街头看见夫妻吵架而误报警情，但也有一部分干脆就是故意编造的谣言。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哪类警方辟谣，都遇到了一些网民的不相信的情况，有的网民怀疑是公安机关图省事，有的网民怀疑是人贩子被识破后的托词，有的网民甚至怀疑这是公安机关在包庇人贩子。
有趣的是，许多网民都试图当一回“福尔摩斯”，试图从警方辟谣中看出破绽。比如此次娄底发生的事件，就有网民分析“六月卖棉被不正常”、“重庆过来卖棉被不够油费”等理由，据此断定这两人肯定就是人贩子。
而在此基础上，一些个人和自媒体为了赚取流量，故意歪曲事实，添油加醋，将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夸大成“绑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北京时间看来，公众对于贩卖人口痛恨之极，因此出现一些猜测和想象也难以避免，这一点不但可以理解，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警惕性还是必要的。
此前有人以美国人孔力飞所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里的情形来套用到现在，试图解释频繁误报“抢小孩”的现象。但其实妖术是不存在的，而那本书里描述发生在乾隆年间的事情，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官僚体制有关；而现在社会公众对拐卖儿童的担忧是实际的，且有类似案件真实发生，不能对公众的这种警惕和焦虑一概持否定和嘲笑的态度。
然而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一些人自作聪明地认为自己比警方更有能力辨识人贩子，相比警方科学严谨地通过当事人职业、社会关系、财产情况、供述情况、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的一整套分析系统，那些网络“福尔摩斯”的分析往往不值一驳。
比如在娄底的这个案子里，谁说重庆人卖的被子就一定是从重庆运过来的？谁告诉你们他车上的被子就是棉被了？没见过夏天卖棉被的，去淘宝看看那些网店最近频繁出货再说话不行么？这些分析很多用“少见多怪”就可以概括了。
如果我们善良一些，姑且认为这些“网络福尔摩斯”还是出于好意试图打击拐卖人口，那么一些个人和自媒体恶意传谣就颇为可恶了。比如将所谓“外地人绑架团”人数从100一路扩展到3000，这种扩展显然是人为的，而地名的变化也肯定是故意为之。
这种做法其实是利用了社会公众对拐卖人口的痛恨，从而用编造的细节来骗取关注，实际上是绑架社会公共安全来为自己牟利，而点击率和关注度就是他们索要的“赎金”。
对于网络上的“福尔摩斯”则应该及时引导回应，说明情况；反倒是现实中发生的一些“误会”对于这类个人和自媒体的造谣行为，警方应该坚决打击；，其实不必苛责这些人，警方还应该认真应对，争取信任。
如果有一天这种焦虑能够彻底消失，那么这样的“误会”也会少很多了。毕竟多一个“误会”总比多一个被拐儿童乃至多一个破碎的家庭要强的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