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要排30年的队,图啥呢?

今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获丰收:可可西里、“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和江西铅山武夷山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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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获丰收:可可西里、“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和江西铅山武夷山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52处,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

  尽管如此,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上,还有27项文化遗产、16项自然遗产、16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共计59项等待申报。根据2004年世界遗产大会公布的“苏州决议”,一国可以提交两项预备世界遗产,但至少必须有一项是自然遗产。这么算下来,中国申遗的队伍已经排到30年后了。

  “世界遗产”是什么?

  “申遗成功”热闹刷屏,但依然有很多人分不清楚“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虽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类型,但并不是一回事。

  “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文化景观。在今年中国“申遗”成功的项目中,青海可可西里申请了“自然遗产”,福建鼓浪屿则申请了“文化遗产”,应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要求而进行边界调整的武夷山则属于“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即通常所说的“非遗”,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苏绣、昆曲、皮影戏等38项。

中新社发 董乃德 摄 中新社发 董乃德 摄

  “申遗”项目不仅要符合申报“世遗”的条件,而且对参评项目的良好宣传与沟通也是“申遗”成功的要素之一。

  可可西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从2014年启动;鼓浪屿申遗工作从2008年启动,历经启动申遗、入选预备名单、获得国家文物局同意推荐、获得代表中国申遗的资格、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推荐等环节才能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今年的“申遗喜讯三连报”里,武夷山边界调整项目较为特殊。武夷山是中国东南地区最杰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1999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行政区划等原因,当年申报时仅以山脊线划定提名地范围,此次应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要求,将江西省铅山县境的武夷山北部也划为遗产区。

  但“世界遗产”也并非“只进不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如果遗产所在地政府不能保证在一定期限内采取必要措施有效保护该遗产的价值,使遗产地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最终失去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该遗产项目将可能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此前,德国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和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都因此被取消了“世界遗产”的头衔。

  商业化未必是坏事

  在“申遗成功”的欢呼声中,同样有质疑的声音。尤其是多年来饱受诟病的商业化发展,但多年来的案例证明,商业化带来的综合效益同样不可忽视。

中新社 许桂宝 摄 中新社 许桂宝 摄

  世界遗产的保护,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商业化提供了一种更加具有活力和人性化的方式,其传播效果也更为明显,通过商业化运作能更加人性化地传承世界遗产。

  故宫于1987年入选“世界遗产”,近年来,这项象征封建政权的文化遗产借助新媒体和电商“奉旨卖萌”,将中国古典艺术品移植到生活中,不仅带来经济效益,也挖掘了知识普及和文化教育的更多可能性。

  “故宫淘宝”更是吸引了70+万的粉丝,在互动中卖萌、卖产品。同时,2016年由中央电视台出品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全网播放量破千万,也为故宫文化的宣传创造了新纪录。

  世界遗产商业化还能为其保护提供资金,不仅让维护和修缮的费用有了保障,也促进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曾在2010年表示保护资金的短缺已经成为限制敦煌石窟保护的一个难题,并发起募捐活动。2014年,莫高窟开放斥资2.6亿元建立的数字展示中心,其《千年莫高》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荟萃石窟精华,其虚拟性虽颇有争议,但对文化的保护成效却不容置疑,也为未来的参观形式开启了新思路。

  商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仅能作用于世界遗产的保护,还能给当地人带来巨大的收益,更直接地激发他们保护世界遗产的自觉性,促进保护的良性循环。

中新社记者 任东 摄 中新社记者 任东 摄

  较早引入商业化的丽江古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丽江古城游客接待量从1995年的84.5万人次增加到2016年的3519.91万人次,增长了41.6倍,旅游业总收入从1995年的3.3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6年的608.76亿元人民币,翻了184倍。

  丽江旅游发展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以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对丽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

  “申遗”不是目的

  商业化固然为文化遗产“走更远”提供了一种路径,但申遗是为了给文化遗产提供更好的保护。

  在2014年,丝绸之路申遗成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曾表示:“历史是民族的记忆,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有历史的记忆才会有凝聚力,而保持这种记忆的方法就是予以保护。”

  他认为“重申遗、轻保护”是一种短视行为,并提醒各地方政府要保持冷静头脑,不要因为申遗成功了就放松保护,不能把重点放在过度开发利用上,要让世界遗产的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申遗不是为了“政绩”,也不止于欢呼。如今,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的加入让《世界遗产名录》的名单更长,作为世界遗产大国,我国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承担着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许桂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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