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简称“唱工委”)推出了首届“唱工委音乐奖”的32项提名。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首届唱工委音乐奖还不知花落谁家，名单一出就先引发业内一片赞许之声：“看提名就能看出来这个奖靠谱。”
不是业内人士要求太低，也不是他们沉不住气，而是这一纸名单体现出的专业性，反衬出了以往华语乐坛大大小小评奖和榜单中瞎评乱评的乱象，众多从业者也都希望出现一个靠谱的音乐奖项。
不专业
最佳专辑竟然颁给一首歌
“看提名名单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行业内专业人士共同评选的奖，起码名单上的作品都认识。”这是这份名单给乐评人卢世伟留下的第一印象。他的措辞让人惊讶，从什么时候起，“名单上的作品都认识”都成了考察流行音乐奖的最基本标准？
他可不是在开玩笑，这次唱工委的奖提名内含32项，刚斩获金曲奖的草东没有派对、今年大热的歌手薛之谦、周杰伦、李荣浩均获提名。而久违的窦唯携译乐队凭借专辑《间听监》入围年度乐队等相关四项提名。“虽然大家对提名中一些作品的年份有点争议，不过这无伤大雅。至少业内人士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奖分类专业，作品也是没问题的。”卢世伟解释，入围音乐人与作品确实够分量，这也是考察一个音乐奖是否靠谱的基本标准。
“现在不少流行音乐奖和不少榜单都特别离谱，要么没有影响力，要么质量不过关，要么分类都不专业。”卢世伟说的这类情况不在少数，像杨幂、陈好等演员就曾拿了专业女歌手奖，还有一年某个全国性的流行音乐奖颁奖，年度最佳专辑的获奖专辑中只有一首歌，“那还能叫专辑吗？这就相当于一个最佳专辑奖颁给了一首单曲。”
在专业乐评人看来，有时候一个奖项最终颁给谁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卢世伟说，“就像不久前颁奖的台湾金曲奖，多项提名的音乐人郭顶，就差几票最终没能拿奖。这也没有什么，至少被提名作品的普遍水平都很高，那这个奖就是专业的、值得肯定的。”
不透明
连评委都没见过评奖名单
“很多奖项名单那么离谱，其实不少都是暗箱操作。”卢世伟透露，一些评奖的评选过程不透明也没法监督，“我自己也受邀做过一些奖的评委，可我连评奖单都没看过，结果就出来了。”
上世纪90年代，诸如中国歌曲排行榜等权威的华语音乐奖是以全国各家电台的榜单统计为依据，标准公开，也有数据可查。乐评人爱地人说，“可后来不少公司和主办方搞出来很多奖项，只在网站上列一个名单，规则不清不楚，最后出来的结果，也没办法确认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只能人家公布什么就是什么。”
究其原因，爱地人直言，其实是不少艺人的宣传团队在背后花钱买奖：“一些宣传团队就是想让艺人拿奖镀金，以后商演收入更高。”而一家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也透露，一些唱片公司给歌手宣传的费用，已远超用于唱片制作的费用，“艺人多拿几个奖，提高曝光率，观众才能记住他，至于拿的是什么奖，没那么多人在意。”
更奇怪的是，有一些奖项或榜单还自带“潜规则”。目前，各大网络音乐服务商在提供在线音乐服务时都要经转授权，不同唱片公司的音乐作品版权就会分属不同的网络音乐平台。“这就导致腾讯系颁的奖一般不给滚石音乐的作品，因为滚石音乐的版权在虾米音乐平台。”爱地人说，“可一个音乐奖项的格局必须是开放的，不能说哪几家公司的艺人就不能参加评奖。”
不公平
商业赞助方成了评奖操盘手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一个音乐奖项最重要的就是颁奖礼的盛典，因为他们能在一场晚会中看到众多明星。这也使颁奖礼的主办方和赞助商动了歪心思，为了能通过一场晚会赚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向组委会施压主导评选。
爱地人介绍，外国的音乐奖要么是数据奖，依据前一年的音乐下载量或点播量生成奖项；要么就是像格莱美一样的评审奖，由组委会成员根据音乐人专业实力选出。而此次“唱工委音乐奖”也是评审奖，据了解，获奖者将由评委会主席提名的十人会员终审团评出。而这十人终审团名单在颁奖前始终处于保密状态，以免被人“收买”。
“可现在国内的音乐奖已经和‘走红毯’的形式混为一谈。”颁奖之前，主办方或赞助商早已联系到明星，“你先答应能来现场，这奖才颁给你。”还有的主办方为了多吸引明星登场，就多设奖项。设一个“年度最佳男歌手奖”，再设一个“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奖”，仿佛分猪肉，明星和粉丝们皆大欢喜，奖项的含金量和公信度却掉了下去。
“有时赞助商和冠名商为了要效果，也会向评奖组委会施加压力。”爱地人坦言，他参与多年的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就遇见过类似的情况。专业评审们在评选时不管音乐是大众还是小众，只投选优秀的音乐人和优秀作品，但这样评出来的歌手，有些在商业影响力上有所欠缺。举办颁奖典礼时，有些赞助商就难以接受：“我花这么多钱给赞助，最后请来的人没法给我们带来相应的商业利益，那怎么达到企业的宣传效果？”而本次“唱工委音乐奖”为了防止受冠名商影响，寻找赞助时便坚决拒绝冠名，这也使拉赞助之路非常艰辛。据了解，目前该奖接受了唱工委会员的个人捐助，但资金缺口依旧很大。
“中国的音乐行业现在特别需要一个专业的、公正的奖项。”爱地人说，“我觉得音乐奖项还是应该由政府或者是专业的行业协会来做，才能确保公正性和持续性。”
本报记者 韩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