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培养的接班人,差点成了周恩来的接班人!

在周恩来总理七十五岁前后,他和毛主席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先辈都留心培养下一代接班人了。力平先生所著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里面记载有这么一件事: 1958年1月16日上午,毛泽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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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恩来总理七十五岁前后,他和毛主席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先辈都留心培养下一代接班人了。力平先生所著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里面记载有这么一件事:
  1958年1月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从南宁会议上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极为欣赏。毛泽东接着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
  在这段记载的后面,力平先生做出了自己的推测:毛泽东已有培养柯庆施为周恩来接班人以担任下一任国务院总理的意思。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有记载印证了力平先生的推测:“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从这条记载来看,周恩来总理对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得知出任总理后继有人,就有了让贤的心思,毕竟,壮士暮年,岁月不饶人啊。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所看好的柯庆施最终没有出任总理一职,而于1965年4月先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十年离开人世了。
  而柯庆施差点成为人民共和国总理的这一小插曲也就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鲜为人知。
 
 

 
  可是,在2002年,即柯庆施诞辰100周年之际,《随笔》杂志发表了冯锡刚的一篇关于柯庆施的文章《“好学生”的最后十年》,此文问世,便引出了金平的《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和邓伟志的《如何评价柯庆施》等长文。
  这些文章对柯庆施的是非功过都做了方方面面的记述和评论,从而让曾经的历史风云人物柯庆施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那么,这年英年早逝的柯庆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得到毛泽东等人的青睐呢?此外,他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事迹呢?
  让我们透过厚重的史料,约略对柯庆施的生平做一些概括。
  柯庆施,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号立本,生于1902年,安徽歙县南乡竹溪村人氏。1920年,年方18岁的柯庆施初生牛犊不怕虎,相当有闯劲,在报纸上看到陈独秀谈共产主义,就直接写信向陈独秀请教。一来二去,就和陈独秀成了“忘年交”(陈独秀比他年长20多岁)。
  不久,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柯庆施来到了上海,并经杨明斋、俞秀松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就刊登了柯庆施写给陈独秀的有关讨论劳动专政问题的信。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巡警突然包围了陈独秀住所,柯庆施和陈独秀、包惠僧、杨明斋一同被捕。
  这一次被捕,对柯庆施来说,既是不幸也是大幸——要知道,柯庆施这时还是一个名不经传的毛头小子,而其他三位都是名扬天下的大人物啊,陈独秀就不说了,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杨明斋是中共著名活动家,刚刚从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归来。
 
 

 
  可以说,柯庆施这次被捕,沾了不少陈独秀等人的光。
  当天的上海报纸就纷纷登载了陈独秀、柯庆施等人被捕的消息。从此,柯庆施成为了一个知名人物。而这次被捕,有惊无险,几人于10月26日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钱赎出。
  1922年1月,20岁的知名人物柯庆施与张国焘、邓培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并同列宁握过手。后来由于邓培在1927年牺牲,张国焘叛党,柯庆施成了中共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人。
  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周子健在2000年5月28日回忆说:“1939年初在延安,调我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任部长。副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听王明说,党内现在只有柯庆施见过列宁。”
  事实上,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就多次称赞柯庆施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之后,柯庆施“团转党”,由张秋人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柯庆施由林伯渠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后来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0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组织部长,1935年与高文华、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
 
 

 
  抗战爆发后,柯庆施前往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
  电影演员张瑞芳曾经回忆:“当年在延安,柯老还是被亲切地称为老柯的时候,我娘和他住得很近,还不时地为他在棉裤上打补丁。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最后相似颜色的布头怎么也找不到了,娘说:‘只有一块红布了。’老柯说:‘红布就红布吧。’于是,老柯穿着一条带着红补丁的棉裤到处走,照样挺神气的。”
  1947年11月12日石门(石家庄市)解放,柯庆施被任命为石门市市长(石门12月改称石家庄市);1949年冬,出任南京市市长;1952年11月,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柯庆施接替陈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大作家叶永烈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上海工作,到了上海,就不断听到关于柯庆施这位第一书记的传闻。
  关于柯庆施的传闻,叶永烈在《“上海王”柯庆施》一文记述如下:第一是要求严格,办事雷厉风行。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有时候会拍桌子。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第二是艰苦朴素,节俭清廉,总是穿圆口布鞋,衣服也很普通,而且不大喜欢在媒体抛头露面……这两点作风,至今仍是应当肯定的。
  据上海《文汇报》一位编辑回忆,他有一次送审社论清样到康平路65号柯庆施家中,柯正在吃中饭,餐桌上除一条小鱼之外,便是一盆青菜,一碗米饭。
 
 

 
  原《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在《我了解的柯庆施》中也说:柯庆施的生活比较简朴,除香烟不离手,偶尔喝几口老酒外,没有什么更多的嗜好。成天开会,找干部谈话,也从不到宾馆酒楼和娱乐场所。除了按规定,他享有一些烟、油、肉等特殊供应外,应该说他是廉洁的,不像有的领导干部讲排场,搞宴请,下乡时大吃大喝。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在临近春节的一天晚上,我被柯叫到他家里谈修改报告的事,忽然市府一位主管行政事务的干部拎着一只金华大火腿送来,他一进门,柯就问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未等来人的回答,柯声色俱厉地说:“你给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断你的腿。”这位干部吓得拔腿就跑。我看在眼里,心想,大家都说,到柯庆施家串门的人很少,大家对他有点敬而远之,柯不搞拉拉扯扯、请客送礼的事,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我了解的柯庆施》还记:我在担任市委副秘书长期间,主要职责是起草、审阅和掌管文件起草工作,包括给中央的报告、市委的文件、市委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工作是市委领导人亲自抓的,文件、报告是代表市委写的,当然写这些文件报告要由市委领导人自己出思想、拿主意。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的领导人对下面情况不了解,自己又无主见,而是到处看风、听风,摸中央有什么新精神、新气候,以投领导之所好,因而在起草文件时,东改西改,左改右改,使起草者无所适从,无处下笔。在我接触的领导人中,柯庆施是有头脑、有主见的,他事先反复酝酿,从一开始就讲出自己的领导意图,到大体的思路,到修改定稿,一般没有“朝三暮四""的事。
  《“上海王”柯庆施》一文则记:柯庆施当时把上海警备区某团“南京路上好八连”、献身边疆的科学家彭加木、小扁担不离手的轮船服务员杨怀远、勤恳工作的纺织女工杨富珍等树为上海的“十大标兵”,方向也是对的。柯庆施当时抓上海工业的“新、高、精、尖”,是从上海这一城市拥有众多科技人才和雄厚的工业基础这两大特点出发,是正确的。柯庆施主政上海十余年间,上海的工业生产确实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柯庆施除了工作上有能力、有才干之外,政治上也很注意加强学习,时刻紧跟毛泽东和党的脚步前进。
  柯庆施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
  柯庆施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
  柯庆施的座右铭是四句话:
  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
  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
  柯庆施就非常用功地学习了毛泽东的讲话,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新观点,加强了上海的工业建设。
  在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就作了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时在杭州的毛泽东听闻了这篇报告的大致内容,大感兴趣,专门派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索取这份报告阅读。
 
  读完这份报告,毛泽东大加赞赏,随即做了些修改,交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柯庆施从此声名鹊起。
  得到主席的肯定,柯庆施干劲更足,随后又起草了一篇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长篇报告。
  这篇报告又被送呈到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一看标题,发出了赞赏之声:“乘风破浪,好!”同样动笔修改了这一报告。
  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便是从柯庆施报告的题目借用了四个字:《乘风破浪》!
  就是这两篇报告,毛泽东开始有意要培养柯庆施了。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召开期间就向周恩来透露出了由柯庆施出任一下任总理的想法,并且在会议上公开表扬了柯庆施。
  力平著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中记:(1958年1月)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薄一波在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也回忆,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说,柯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毛泽东甚至还于16日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
  由于受到毛泽东的肯定,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不过,柯庆施的身体并不好。
  柯庆施曾过患胆囊炎,在四川做过长时间的治疗,后来又患上了肺癌。
  1964年4月20日,柯庆施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
  当日,周恩来专程来上海,在柯庆施做手术的医院里守候了3个小时。
  手后,柯庆施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陪同去北戴河养病。
  10月,北戴河天气渐冷,柯庆施又转往广州养病,逐渐复原。
  1965年4月,柯庆施再转往成都疗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请他以及到成都视察的老帅朱德、贺龙吃饭。柯庆施因饮酒过量,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引发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虽经积极抢救,于1965年4月9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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