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人格精神 寻求生命价值——读刘明琪长篇小说《五狼关》

探究人格精神 寻求生命价值读刘明琪长篇小说《五狼关》 文/肖云儒 《五狼关》有一个看似平常的开篇,让人以为作者在惊悚的枪声之后,会像老夫子那样开始细嚼慢咽遗落在秦岭深处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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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人格精神 寻求生命价值——读刘明琪长篇小说《五狼关》
 
文/肖云儒

 
  《五狼关》有一个看似平常的开篇,让人以为作者在惊悚的枪声之后,会像老夫子那样开始细嚼慢咽遗落在秦岭深处的传统家族文化,不料故事很快在山道上拐了个弯,朝着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有些突兀,却带着几分新奇和轻盈。处在秦岭重峦叠嶂中的花房大院,住着耕读传家的乡绅大户左焕然,他广有田产房产,在镇街及外埠还开着好些铺面。左焕然饱读儒学,养成了被乡亲邻里称道的品格气质。
 
  他收容了一个革命者的遗孤,这是出于对幼小生命的怜悯,但也有更深层的根由:左家唯一的男孩瓦片是先天性残疾,花房大院的主人想培养孤儿作为自己家业和家风的传承者。于是瓦片被保姆带走,从此消失,孤儿被起名为左南生,成为花房院落的小主人。左家竭尽全力在生活上关爱左南生,还给他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作者似乎在向我们呈现,这早已不只是生命和家业家产的承继,而是乡绅文化及其背后整个传统文明的“香火”能否接续、复壮的问题了。
 
  左家过度的爱,由于掺杂着家族功利,总让沉默而敏感的孩子充满了戒备。在内心深处,在隐秘的童年记忆中,在梦中和冥想中,左南生总是想起父辈壮烈的牺牲。他不能不冷漠地对待左家给予他的温暖,执着地想出走、想回归。几次逃跑不成,在历史变革的大形势下,他得以和地下革命者接上了头,一见如故,心有灵犀,终于接通“红缘”,而且送出了情报。在天翻地覆的时代变化中,左南生终于回归了革命队伍。
 
  作者要讲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的命运故事,我感觉到他着重要说的,是中国古典乡贤文化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难以为继。
 
  一个真切的传奇故事,就这样承载了一段变革时代的社会实践轨迹和精神蜕变过程。故事独特到难以置信,似乎不可能发生,却又那么真切,让你感觉到它大约有一个真实的蓝本,唯其如此才有如此的不可重复性和吸引力,才能如此鲜活,带着露珠的晶莹。
 
  整个情节纠缠不清,却又是非分明。为了乡绅文化和家族文化后继有人,左家无奈之极,却又无能为力。这是变革时代才会有的生活现象。这种复杂感、无奈感加深了故事的真实性。作者没有着意对原生的故事做定向的主题提炼,他保留了故事在土壤中的原真性、粗粝感,也保留了左氏家族在历史和时代面前的无奈。
 
  小说展开了凝聚着现代社会政治冲突、社会冲突的斗争,展开了农耕文明、传统社会面临的文化冲击,还有血缘、家业和文脉在传承中的诸多痛苦和冲突。处在这些矛盾冲突和心理纠葛漩涡中心的是左焕然、左南生这一对非血亲父子。左南生由于年幼,而且作家侧重写的是政治冲突,而非文化内涵——他记忆的深处,是革命的爹娘和先辈,是山林伢子的生存方式,这是他的生命底色。他寡言少语,内心的创伤、追求和环境也不允许他活跃。这个年轻的生命便一直是在草蛇灰线的掩映中被描绘着。
 
  小说最大的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乡绅阶层的典型人物左焕然。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学乡绅形象塑造取得的一个极可重视的艺术成果。
 
  左焕然形象的复杂性在于,在他和长工雇员的关系之中,有儒家文化的缓冲带和传统礼教的减压阀,这使得他在本质上既与社会的先进力量相颉颃,又多少与传统文化的某些优秀因子相联系。于是,政治、社会的冲突,在文化的缓冲、减压中呈现出复杂的人生镜像和感情纠葛。
 
  左焕然的内心世界有三层冲突。一个在生命本能层面,他对左南生的爱不能说无功利,却也不完全是为功利。但结局是传承个人和家族血缘的追求终未可得。一个在生存方式层面,他试图在仁爱忠恕和城乡剥削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和谐也终不可得。一个在政治社会生活层面,他想在革命与反动的斗争中两面讨好以求生存,当然更不可得。三个“一场空”,使这个人物带上了历史赋予他所属阶级的悲剧性。冲突是塑造人物的内生力,在多重冲突中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因为有了内外两个世界的交织而立体化了。这构成了左焕然形象的主要特征。
 
  乡绅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或落第士子、本土有文化的中小地主、回乡赋闲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构成。他们大多占有土地,拥有房产,在乡村经济中有一定的支配权,同时在乡村社会中具有相当的文化影响。
 
  乡绅阶层一般都是儒家文化的信徒。他们用儒学修养影响着乡间的文化价值观,并以此来塑造自己的道德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乡间的精神空气,和谐着底层的人际冲突,黏合着传统社会的盘根错节。乡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阶层,是村社文明的百宝箱、底层社会的万花筒。
 
  左焕然形象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文学审美意义,正在于他对乡绅阶层丰富的生存状况、复杂的文化内涵及其充盈的性格命运冲突的高度聚光。作者通过对这个人物由“文化聚焦到艺术放大”的创造过程,不但呈现出左焕然“这一个”“这一家”的命运必然性,而且挖掘了整个乡绅阶层的社会意义、文化内涵以及审美价值。小说用真切精微的语言告诉我们,左焕然家族终结的悲剧,也是他所属的乡绅阶层走向历史终结的必然。
 
  这时候,读者也许会恍然大悟,左焕然千方百计地谋求子嗣,结果子嗣或残或叛,这是否是作家的一个寓言?寓体是“瓦片”和“豆伢子”两个接班者的缺位;寓意是乡绅阶层和乡绅文化在新时代到来时的消亡。这是一种审美发现、艺术创造。
 
  小说采用常见的全知视角和史诗叙述,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缓缓展开历史生活的图卷。作者少有直接介入的议论,尽量不给生活的自然展开引入外部力量,但作者的表述是温暖的、有温情的。历史风云与命运纠葛的血与火,因这种温暖和温情而有了感情流泻的硕大空间。
 
  许多章节写得动情感人。像左焕然抛弃瓦片的描写,决绝、伤痛、冷酷;像豆伢子母子被追剿至绝境,在母亲跳崖的一刻豆伢子遽然成熟;像豆伢子对梦中秋月和身边连香的依恋,两相交融,以美和情将人物的两个境遇连贯起来,都写得感情丰沛,引人入胜。作家以具有温度和美感的文学语言,将读者引入到作品的审美情境中去。
 
  这当然和作家能够将人物的感情融进整个小说的生活场景有关。但我更想说,读者能够从中感觉到,在写作中作家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状态是非常感情化、审美化的,作家自己首先被感动了,这种感动将他全部的文学库存、生命库存调动起来,喷薄而出。这时候,作家会进入一种十分难得的创造性审美和文学性表达的境界中,任文字流淌而出。这种状态看似从心所欲,实则是对作家各方面功力的一种即兴考验。所以我们读小说,既要冷静地分析小说的人物形象、矛盾冲突、故事情节和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蕴,也要体会作品中所流淌的感情。创作主体的感情与流动在作品中的情绪一旦汇合为一条河流,好文、美文便在笔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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